若基于第二种理解，则第三人针对本诉被告提出独立的参加之诉也可存在于行政诉讼中，只不过在理解上还须作些说明，即提出独立的参加之诉未必需要以原告身份实施，而若前诉第三人具有类似原告地位，则其在后诉中又起诉前诉被告的情况应被视为当事人相同。

我国理论界对此存在着诸多误解，一些方案带有较强的分散审查的色彩。(三)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判断 宪法判断是合宪性质疑程序的结束阶段。

这一理论与宪法审查制度的结合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关注，包括以它来改进宪法审查制度，使该制度发挥审议民主功效，以及引入其理念来缓和宪法审查制度的内部张力等。宪法民主化是相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说法，这将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模式的独特之处，反映了我国宪法运行的具体状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24] 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9—275页。以审议民主为基础进行制度建构，进一步推动宪法与全国人大这一立法者的结合。而且，听证也不限于司法程序，而是逐渐演化，被运用到立法、决策等多种活动，在当代也成为审议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具体安排上，如前所述，我国将包括合宪性审查在内的一系列宪法职责主要交给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个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来承担，在最高权力机关也是立法机关内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它将报告提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后者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最后进行宪法判断。纵观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我国的环境宪法已经成型。

宪法环境国原则作为法规是否合宪之审查基准及界限所在，同时也是在审查立法者在国家保护义务下是否因不作为而违宪。[16]这是国家任务对于国家权力的积极性要求。五、代结语：宪法秩序下的环境法律愿景 宪法秩序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某个时期会存在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国家重大决策都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得以持续作出，而且经由原则来指导这些决策。宪法的实施必须协调多元利益，达成重叠共识。

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体系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当前，我国环境立法已经由以数量和内容填补空白的起步阶段，步入了实现立法体系科学化的发展阶段。[47]环境议题的呈现是政府、专家、公众、工商业集团、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间的复杂互动。

在设立有宪法法院的国家机构设置中，这类司法机构还可以将行政机构或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等法案宣告其基于违反宪法而无效，或者决定在个案中不适用该违宪法案，这被认为是确定国家机构行为合宪的必要程序，判定宪法落实的必要设置。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些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32]按照传统的观点，自然资源保护也属于环境保护的范畴，因为环境法和自然资源法具有趋同的法律保护客体、共同的法律调整对象、相互融合的法律调整方法。自1979年以来，我国环境法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环境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环境法律制度对社会关系调整达不到建立与维护环境公平正义的要求，与新时代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

[50]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2页。宪法序言具有宪法约束力，虽然不是规范的制度体系，但国家与社会生活不能偏离宪法序言对国家任务的设定，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务必要注意到国家任务的转变，在涉及发展的问题时，新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都会使决策应有不同于以往的考虑，在国家目标的追求上，富强不是惟一的方向，应同时兼顾到和谐美丽的目标。第26条关于环境保护的一般性规定。英国宪法在其演进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对权利进行保障解决了国家治理中的难题，从而受到思想界与法学界的高度推崇。

这对于宪法的整体架构与规范体系有重构的效果，如环境任务与公权力的关系，环境任务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等。行政机构在宪法设定的框架内，一方面执行由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与立法机构的具体决定。

最后，环境法典的总体框架包括环境法的基本理念、目标定位和体例选择。2018年宪法修正案，对环境保护更是有了质的提升。

[10]给付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就环境事务提供国家保护与风险防范，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这是环境国家的基本内涵。2004年宪法修改人权入宪正式完成了人民权利与利益保护成为宪法基本价值的转变，突出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坐标与功能，使人权从一般的政治原则转变为统一的法律概念和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的宪法原则，预示着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变化。[20]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0页。[21]制宪会议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终于建议人民接受至今仍然治理着美国的那部基本大法。同福利国家一样，环境国家也是对现代经济负作用的反思，但其路径更宽泛与多元。与本款平行的前两款规定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发展方式。

司法机构在专业性的环境事务治理中也应当更多地尊重行政机构的专业性，以行政处理为优先原则，如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设置即为此项考虑。以环境法典化为方向，形成生态系统整体观下的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的法律规制系统。

2018年宪法修改之后，我国宪法层面的环境保护法规范体系形成了以宪法序言中国家任务为统领，总纲中单行的环境资源国家保护义务为内容，国家机构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责为保障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我国宪法的环境条款最早规定于1978年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1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35]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1版。[3](台湾地区)陈慈阳：《环境永续过程中之法制缺漏与新制度之建构：以环境救济法典之建构为任务》，《清华法治论衡》2012年第2期，第16页。

部门宪法可以连接国家宪法与社会生活，使国家宪法的思想与规范依宪法秩序在社会生活领域一一展开，将文本的规范宪法变成活的社会宪法体系。2018年宪法修改，以生态文明国家任务与和谐美丽国家目标统领生态环保宪法体系，形成环境宪法，这既是认识论上的自觉与宪法法理的逻辑转变，也反映了国家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的转变。我国1954年宪法设置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四个部分。在早期，环境事务入宪并非法律确认的结果，应被视为社会运动及政治压力推动的产物。

[3]这要求在宪法的秩序下，国家公权力应当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谋求国民的福利。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

2018年宪法修改之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强的目标仍在，但在新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的指引下，和谐美丽也成为国家任务要实现的目标，这是宪法在面对现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问题时慎思的结果。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

就法治理念来说，国家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存在的。[45]〔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8页。

[32]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法学家》2018年第3期，第90页。[59]环境法典应当与环境宪法形成良好衔接，提供宪法具体化的基础性的制度、规则和价值体系，实现环境宪法的愿景。[64]部门宪法是就宪法上对社会各领域进行的纲领性与制度性规定的条款进行宪法释义，并发展成一般的部门治理与制度化的体系，是一种宪法分则性的存在。[26]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变化作出回应，在世界进入环境国家的时刻，环境宪法便成为部门宪法中一颗耀眼的新星，环境宪法的成长与续造正以历史与体系的脉落展开。

环境法典可以为环境法提供统一的价值基础，对于环境权利义务关系、环境法律关系、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与环境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基本规定，将各环境与自然资源领域的立法经验进行整合，通过环境法典，可防止各环境法规研究与执行单位基于本位主义所形成的各领其政之观念，可形成整体环境法学者共同致力研究之目的，对环境行政组织的整合亦有贡献。摘要:  国家任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通过宪法确认对公权力机构及全体国民具有约束力。

环境问题具有综合性、政策性、广泛性，针对环境、生态、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一体化等，环境宪法的概括性并不能直接体现于环境单行法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践行需要综合性的法律体系设定。[42]程燎原：《宪政与现代化》，《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第128页。

当国家任务变迁进入环境国家，国家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对环境事务在宪法上作出前瞻性与全局性的安排，这种安排不论是以环境权的方式，还是以国家任务的方式，但总的目标都是以环境质量的改善为向度。此时，不作为就是国家保护义务之怠惰及不足。